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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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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7年即明神宗万历十五年，按照黄仁宇教授在《万历十五年》中的叙述；这一年，在历史上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然而，在这个平平淡淡的一年里，依旧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属于无关紧要，可一旦深究细查，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恰好是以前发生大事的苛症之一，也是日后能掀起波澜机缘所在，其间的种种，竟成了历史叙述的重点。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总是摇着头从厚厚的旧纸堆中抹去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战事，抹去的原因无他，一方面，谋划这场战事的国家叫西班牙（The Kingdom of Spain），在16世纪的明帝国，称呼它为佛朗机，位于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国土的面积50.6万平方公里，只是比我国的四川省稍微大那么一点点，比之新疆又少了太多，这样一个疆域小国，纵有什么战事，那也是毫无波澜，另一方面，这场看似充满无限可能的战事在当时并没有发生。
一场尚未发生的战事，值得大写特写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然而，这一件战事又和其他战事大有不同，它的诞生标志着，在公元1587年的某一天，这个叫西班牙的疆域小国在一刹那动了征服明朝的念头，而且从上到下都认真制作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单从制定的军事作战计划来看，一切似乎并非那么遥不可及，既如此，那么史官提笔去记录一下这件小事似乎也并非毫无意义可说。
就历史的时间轴来看，在16世纪末，西方的国家先后都来过明朝，最先来的是佛郎机（今天的葡萄牙），随后是西班牙（明朝也称为佛郎机），紧跟着是荷兰。
这些西方海上强国来明朝，其目的十分明确，寄希望通过海上贩运中国货物，寻求商业贸易，若有可能最好能用武力和经济手段占领明朝东南沿海一带，把这里作为他们番外的商业贸易市场。
第一个将这个计划付诸行动的是葡萄牙，这个如今在国际上以旅游业和软木闻名世界的欧洲国家，在15世纪是以海上开拓者的身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自从一个叫达伽马的海航家发现了通往印度的航线之后，从欧洲到非洲、印度洋、亚洲的贸易线路就被葡萄牙给垄断了。
随着葡萄牙灭了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王国，海上霸主的姿态逐渐确定，原先明朝和印度洋的交往也被这个西方强国给阻断了，一场贸易上的交流呼之而来。
公元1516年即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葡萄牙商人在南洋购买了几艘中国式的帆船，装上了一种小型的佛郎机炮，招募一些马来人，就浩浩荡荡向着明朝的广州驶来，此番前来的目的很简单，寻求和明朝进行贸易往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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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在唐代已形成牙城、子城和罗城的“三重”格局。南汉又将兴王府广州城规划为宫城、皇城和郭城，日后的宋朝在子城东扩筑东城，五年后为保护新兴西部商业区和外商聚居地，又扩筑了西城，形成了三城格局，随着明朝统一，永嘉侯朱亮祖修建广州城，合宋元三城为一城，此后又进一步扩大市区，对旧城进行了改造，并向北部和东部扩展，加筑外城，使广州城形成东至今越秀路、北抵越秀山、西至今人民路，南至今一德路、万福路一线，周长10.5公里的国际大商城了，每天辰时一过，沿街店铺的门陆续被店主打开，一间接一间，寂静了一夜的城池，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各种吆喝声如洪水一般先后涌来，卖葛布的、丝经布、麻经布、家机布、黄丝布，还有舶来的西洋机织布，以及各色各样刀剪利器的、鲜花，报馆的店铺一望无尽，其繁华程度，时人用“街市繁华，十倍苏杭”。来形容。
似在这种繁华景象，早在嘉靖年间就出现，其官宦陈子龙上《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就描述得十分仔细：“广东省城正南、归德等门外，壕畔、高第、卖麻等街，商民绸缪，财货积聚，乃两广所恃以为利府，奸宄垂涎以为奇货之地也……广东省城、为十郡根本之地；而城南郭外，正诸商贸易之区，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积聚满市，真一省丰阜之最，两广通利之源也。”
广州的繁华让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他们开始积极谋划在广州进行贸易往来，但葡萄牙此前并没有去了解明朝所面临的严峻局势，自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开始，倭寇（今天的日本）对其沿海骚扰时断时续，到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时，这位以藩王之姿夺取侄儿江山的帝王，浑身上下自带一股杀伐果决，为了抵御倭寇对明朝沿海的袭扰，特意筹建了备倭军。
备倭军重点地区就是山东和辽东两个地方，一个叫刘江的辽东总兵是个军事猛人，延续了朱棣的军事作风，于永乐年间在辽东这个地方，愣是歼灭来犯倭寇数千人，一时倭患稍稍敛迹。刘江这一战堪称封神之战，据《明史》记载：“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朝廷阅数年一令大臣巡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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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强的实力也有松弛的时候，随着明朝武备废弛，将士不习军事，明朝渐已失去强大的边防力量，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国内混乱不堪，算上天灾，导致日本国内百姓流离失所者日多，失业既众，又因累此兵革，民习战斗，遂多流为寇盗。这些沦为寇盗的日本武士为了活下去，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疆土辽阔的明朝。
在一些贪利的奸商，以及各地领主的支持下，他们开始频繁地向海外掠夺，利益带来的巨大诱惑，让越来越多的倭寇选择了下海，倭寇一多，明朝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就越发猖獗。
战乱愈频繁，倭寇就愈多，明朝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就愈猖獗。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在浙江绍兴这个地方，有五十三名倭寇悄然登陆，由于他们选择的登陆点颇为隐蔽，加上明朝东南沿海一带海防比较松弛，这五十三名倭寇登陆后竟没有被发现，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意外。
和其他倭寇不同，这是一批胆大且目的性很强的倭寇，他们在浙江抢劫了一番后，竟胆大到向明朝的腹地杀了过去，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闻风而动的明军竟在自家门前露屡屡败给这五十三名倭寇，并且自身伤亡极为惨重，而这五十三名倭寇自始至终未损失一人。
靠着这个辉煌的战绩，这五十三名来自日本的倭寇在大明腹地横行了八十余天，奔袭千里，先后洗劫浙江、安徽和江苏三省，攻打了二十多个州县，甚至一度杀到了明朝陪都南京城下，并在城内杀死杀伤明军四五千人，其中包括明朝御史和县丞各一人，指挥和把总各两人。
让人大感意外的是，这五十三名倭寇最后退去，并非明军进行了多么有力的阻击，而是这五十三名倭寇认清了一个现实，明朝腹地太过广博，南京城太过坚固，单靠五十三人难以攻下这座都城，于是他们抢夺了一番后，从容离去，堂堂大明守城将帅竟没人敢去直面追击。
这份耻辱，让一直在修仙的嘉靖皇帝勃然大怒，这位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开创了中兴局面的同时，又在治理朝政二十一年之后日益腐化，朝政日坏，大礼议杖笞群臣、崇奉道教并祸及自身、寻兴大狱、误用佞臣、刚愎自用、从而造成局势动荡不堪的皇帝，在被倭寇狠狠打了一记耳光后，意识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倘若任由这些倭寇继续横行东南沿海一带，必然动摇了明朝的根基，为此，这位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开始着手解决日益严重的倭患问题。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二月，嘉靖皇帝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全面负责抗倭事宜。
胡宗宪是一个能臣，善于根据敌人的弱点而制定方略，他发现倭寇往往“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这个让人着实头疼的特点，导致东南沿海地区随时可能遭受倭寇焚掠，基于这一点，他着手修建建立沿海防御系统。组织人员把沿海倭情、地理形势及抗倭措施编成《筹海图编》，指导明军打击倭寇，与此同时，胡宗宪还懂得招揽、重用各种杰出的人才，如重用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并大胆启用一名叫徐渭的书生招到自己的幕府中来给予重用，配上他手下名将俞大猷、戚继光训练的将士，一时之间明朝具备了消灭了倭寇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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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嘉靖三十四年到至嘉靖四十一年间，在胡宗宪大力操持下，明朝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渐次平息浙江的倭患，并开始剿灭福建的倭寇。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名将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倭寇黯然退场，并没有为明朝的东南沿海带来海禁的解除，整个东南沿海的海防体系依旧延续嘉靖一朝早期确定的海禁政策。
葡萄牙贸然闯入，毫无意外地引起了明朝官员地拒绝和驱赶，但葡萄牙作为大航海时代最先崛起的海上霸主，起先并没有把当地的明朝官员放在眼里，遭到了明朝的拒绝后，葡萄牙选择了动用武力迫使明朝屈服。
双方战事从正德一朝一直延续到了隆庆一朝才算尘埃落定，相比日后西班牙、荷兰的野心勃勃，葡萄牙人最早谋划的是占据商业繁荣的广州，据《广州通志·夷情》记载，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葡萄牙人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珠江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
海道副使汪鋐帅兵至，犹据险力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逐去。”
而据葡萄牙人伊斯特氏所著《葡人在中国之居留地》中所说：“西眇（安达拉的弟弟）于１５１８年驾一大舶及三小艇至屯门港。此人秉性贪暴，所在劫夺财货，掠买子女；并于此建筑堡垒，以示有据此岛之意。”
另葡萄牙史学家巴罗斯撰文亦载：“……西沙统帅葡人，起壕障，虐待大门岛（即屯门）土人，故中国人当初对葡人之美意，至是变为恶意……”
无论何种记载，叙述的结果只有一个，葡萄牙人强行占领广州失败后，并没有获得贸易上的好处，但明朝的繁华和巨大商品市场还是吸引了葡萄牙，他们积极谋划进入了北京，寄希望通过合法的手段打开明朝的贸易往来，在一番周旋下，葡萄牙的外交使团成功见到了明武宗朱厚照，并获得了好感，可明武宗在南巡游乐中翻船落水，回北京后于第二年三月十四日死于他修建的豹房，皇帝过早的驾崩并没有让葡萄牙的谋划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整个葡萄牙一直引以为憾的大事。
公元1521年，年轻的嘉靖皇帝即位，这位聪明绝顶的皇帝，即位亦始便命广东按察使汪鋐驱逐非法占据屯门之葡萄牙人。
此时的明朝军人因火器不良，决战初期并未取得胜利，然而，明朝人善于学习，他们开始着手研究葡萄牙人的火器和造船技术，身为广东提刑按察使司巡视海道副使的汪鋐秘密派人以卖米酒为由慢慢接近葡萄牙人，希望从中获得葡萄牙的火器和造船技术，恰逢明朝的军队在南海捕获了一艘葡萄牙走私船。船上有杨三、戴明等中国人，此二人了解葡萄牙铸炮及造船技术，明朝从杨三、戴明身上着手，迅速掌握了葡萄牙人的铸炮及造船技术后，便开始攻击葡萄牙人，获胜，遂收付屯门。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赍。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鋐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殊域周咨录.卷九》
随后，明朝军队和葡萄牙又爆发了更激烈的新会县西草湾之战，最终的结果是明朝获胜，两场规模不小的战事过后，葡萄牙渐渐认识了一点，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明朝并不好占据，所以他们退而求其次，开始谋划获取在明朝的通商权。
这个转变，为葡萄牙获得了澳门泊船及通商权的权利。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葡萄牙人终于获明朝准许以租地形式在澳门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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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葡萄牙的务实，与之同时崛起的西班牙似乎更具野心一些，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武器装备，让西班牙并不满足单纯地和明朝通商，而是想通过武力征服明朝，把体量庞大的明帝国变成自己帝国的一部分。
这个大胆的想法，从公元1565年即嘉靖四十四年就着手实施了，此时的西班牙靠着船坚炮利成功征服了吕宋国（今天的菲律宾），以此为据点，西班牙人开始考察明帝国，收集相关情报，甚至让人绘制了明帝国的相关地图，通过数月的考察，他们得出了一个让人欣喜若狂的结论：“明帝国拥有丰富的物产，包括大量的金、银、水银、铜、铁和其他金属，以及巨大的宝藏和丰富的手工艺品，如生丝、绸、缎等。”在这些赞美词的背后，他们还给出了另一个让人倍感欣慰的结论，明朝的军队和美洲土著一样不堪一击，如此钱多且地大的帝国，西班牙若不去征服，实在枉称海上的霸主。
基于这份结论，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将征服明帝国提上了日程表。
公元1574年是甲戌年(狗年)，在中国为明神宗万历二年，在迎接新年之前，明朝广州一个叫林凤的海盗在旧年农历的12月17日率战船六十二艘，武装男丁四千人，妇女一千五百人，从台湾新港开赴吕宋国（今天的菲律宾）驱逐入侵吕宋国的西班牙殖民者，船队急航两天，到达吕宋边界，立即攻占密雁，西班牙守将撒示洛驾舟逃走，船队乘胜前进，直逼马尼拉。有利的局面，让林凤选择冒险，他亲自率领先锋率七百精兵乘夜袭击马尼拉。不料入夜时分天气骤变，风雨交加，巨浪如山，船只一半沉没，损失二百余人，同时因天黑难航，错过了登地点，辗转至马尼拉时，天已大亮，西班牙人已有准备。先锋部队不顾疲劳，奋勇进攻，攻入西班牙人的指挥部，杀死总指挥高第，许多西班牙人束手就擒，但西班牙的绝对优势单靠林凤和他的海盗集团是难以弥补的，在持续了数月后，林凤不得靠抛弃伤员及老弱病残的方式得以逃脱，属于他的海盗时代，在西班牙先进的火器下迅速落下了帷幕。
这一段无关紧要的战事，并没有因此打乱西班牙征服明帝国的计划，就在公元1574年的1月11日，一个叫雷克尔（这个有待于进一步确定）的菲律宾总督给国王腓力二世上了一份书信，在书信中雷克尔十分狂妄地宣称：“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六十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指明朝）”。
这份狂言并没有打动国王腓力二世，反而给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国王送去了一份冷静，他在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雷克尔简直疯了，明朝这样庞大的帝国，无论是人口基数、还是战力水准，以及疆土都不是吕宋可以比拟的，不到六十人就去征服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多少有些痴人说梦了，有了这个认知，雷克尔的这份豪言壮语的建议被悄无声息地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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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雷克尔返回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换成了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sisco de Sande），这位好战之人，在详细了解完各方面的情况后，写出了一份详实的计划书从马尼拉送回了马德里，建议国王腓力二世派一支远征军征服明帝国。
在计划书中，弗朗西斯科·德·桑德认为前总督雷克尔的六十人有些不现实，但不是不可操作，按照他的估计，征服明帝国需要需要四千到六千名装备精良的西班牙人，当然这里面还要再加上一些日本和中国海盗来帮忙，吕宋岛上有大量的树木可以作为远征军需要船只的木材。
计划书的最后，他向国王腓力二世保证：“一艘载有两百人的海盗船，可以将一座拥有三万居民的城镇洗劫一空。他们的射术很差，而且他们的火绳枪毫无用处。然后所有省份都会自然而然地落入侵略者之手，因为饱受压迫的平民会抓住西班牙人入侵的机会，起身反抗朝廷。”
这将是“一切人类心智可欲可求的财富和不朽荣誉……“
不知是这个计划过于疯狂，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西班牙王室没有批准弗朗西斯科·德·桑德的远征明帝国的计划，而为了安抚弗朗西斯科·德·桑德躁动的内心，国王腓力二世特意在公元1577年4月29日后者写了一封回信:“你所议征服中国之事，容当日后考虑。当前不可贸然行事，而应当与中国人保持友好关系。尤戒和那些与中国人为敌之海寇为伍，不给中国人以任何仇视我们的口实。”
这段简单的文字可以看出，对于弗朗西斯科·德·桑德这份详细的远征计划，西班牙王室依旧采取了不可信的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了继承者的决心，时间来到了公元1586年，既万历十五年的前夜，此时菲律宾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桑德已经返回了西班牙，接替他总督职位的是贡扎罗·龙基略（Gonzalo Ronquillo，1580~1583）和圣地亚哥·德·维拉（Santiago de Vera，1584~1590），在这一年的4月20日，总督圣地亚哥·德·维拉在马尼拉召开大会，大会的内容就是商讨征服明帝国。
随着会议的深入，他们制定了一份更为详细，且操作性更强的征服计划，该计划的军队人数从六千人涨到了一万到一万两千人，这些人最好来自西班牙，另外还有五千到六千当地原住民以及招募的日本人，总兵力人数维持在两万五千人左右，考虑到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他们还建议要求葡萄牙的加入。
这种联合军队在明帝国的福建登陆，而葡萄牙人则从澳门进入广州，两支军队以传教士为向导，各自杀入了北京，最后征服明帝国，将其纳入自己国王的统治之下，这份详细到战略、战术、行动方针、后勤动员以及数千幅图表的作战计划书，一共十一章七十九节由马尼拉的50个人签完字后，被送往了西班牙马德里的王室。
送信的人叫阿隆佐·桑切斯，是教会里的一个牧师，同时也是这项征服明帝国计划的支持者，他在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将这份计划书送到了马德里，并在第二年的春天呈送到了国王腓力二世的手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颇为睿智的腓力二世在看了这份详细的计划书后，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并对涉身其中的阿隆佐·桑切斯大加斥责。
历史在这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在结束的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前夜，强大的西班牙非但主动放弃了征服明帝国的计划，自我本身也走向了没落，在这个历史极为平淡的一年里，另一个海上霸主英国开始着手和西班牙在海上争夺霸权，一年后的夏天，西班牙为了战胜英国，组建了一支无敌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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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约有舰船一百三十余艘，三千多门火炮，士兵万余人号称无敌的舰队，于公元1588年的春天，由阿尔瓦雷斯·德·托尔德梅迪亚苏率领，在法国加莱东北海上和英国的舰队进行了激战，激战的结果是更具有实力的英国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仅剩43艘残破船的无敌舰队，带着耻辱和不甘返回了西班牙。
无敌舰队的惨败成为了西班牙国力衰败的转折点，更为严重的是本隶属西班牙的荷兰也乘机脱离了西班牙的管控，随着实力上不断提升，荷兰开始和西班牙争夺海上的霸权，这一切无不制约着西班牙的发展，一系列战事的失败加上英国、荷兰的崛起，让实力受到挑战和威胁的西班牙自顾不暇，曾经那个蹦入脑海的征服明帝国的计划自是忘得干干净净，彻底沦为了历史的泡影。
而在西班牙战败的前一年里（公元1587年），明帝国虽略显疴政危机，却靠着首辅张居正前十年的改革成果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并没有太大的大事发生，万历在皇位上已经坐了整整十五年，其继任首辅申时行靠着作风温和稳健，成功获得文官集团的支持，而在遥远的建州，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女真人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筑城三层，启建楼台”。颇有崛起的意思，此后的岁月里，明帝国的东北、西北、西南，边境开始逐渐不安宁，而这一切对遥远的西班牙帝国则无关紧要，而那场本可以发生的战事自是不必琐碎地加以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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